————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保障民生离不开居民增收。

————近期,北京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上海也出台了《上海市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实施方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除了这两个直辖市,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陕西、浙江、青海、安徽等20多个省份出台了增收激励计划和方案。显然,这是在落实国务院于2016年10月公布的《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该《意见》提出实施七大群体激励计划,并要求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本地区促进居民增收的具体办法。《意见》出台一年多以来,各地实施的情况和效果如何?2018年,你的收入能增加多少?

增收重点瞄准七类群体

————北京的这一政策,主要针对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层干部队伍、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等增收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七类群体;提出了技能人才工资增速可高于其他岗位、网络商户从业人员可享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等涉及8个方面27条差别化收入分配激励措施,以此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梳理其他各地的增收方案可以发现,和北京一样,各地均瞄准了这七大重点群体,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激励计划。为什么选择这七类重点群体?“这七大重点群体既是当前的重点也是当前的短板,七类群体代表了劳动者中的大多数和关键少数。技能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代表了广大工农,科研人员代表了创新人才,基层干部队伍代表了各级干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分析说。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这七类重点群体中有引领经济发展主力军的技能人员、科研人员、创业人员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以及新型职业农民,也有基层的公务员和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选择这七大类群体有多种考虑,既有经济上的,也有社会上的,还有政治上的,他们代表了劳动者中的大多数,这一群体选择体现了政策设计的整体性、系统性。

————记者注意到,一些群体,比如医生和教师并没有纳入激励计划。对此,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政策不可能全覆盖。现在是激活重点群体来带动居民增收。只有让重点群体先增收了,把整个经济发展带动起来了,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通过再分配和自己的辛勤劳动在整个蛋糕做大的过程中分得一杯羹。”虽然这七类重点群体没有做到全覆盖,但涉及到的人口数量已经很庞大。国家发改委原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蒲宇飞曾表示,《意见》提出的激励计划针对的是七大群体,但面向的是广大城乡居民,联通二者的关键就是这七大群体的带动引领能力。从调研情况看,这些群体都具有较强带动能力。从数量看,这七大群体大致覆盖两三亿人口,带动效应发挥后,可能拉动的人数将是数倍。

吉林、黑龙江、山西等省份尚未出台增收方案

————记者注意到,各地出台增收方案的时间并不一致,有的甚至相差了一年。比如,广东省是在去年1月22日发布实施方案,甘肃省紧随其后,在1月25日发布。也有比较晚发布的省份,如北京直到2017年12月7日才印发。还有至今仍未发布的省份,如吉林、黑龙江、山西等省份。在苏海南看来,各地发布增收方案的时间参差不齐,原因有多个方面。“首先,那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省份,当然好安排;但如果一些省份的经济状况不够好,其工作重心当然是重在经济发展而暂时不是重在生活安排。其次,此次增收政策涉及到各类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各种从业人员,就一些地方来说,要先抓最急迫的,比如保障当地困难群体基本生活的工作量比较大,工作任务重。这种情况下,当然要先做好雪中送炭的工作,再抓锦上添花。可以说,各地面临的主要工作内容不尽相同,出台七个重点群体增收方案自然就有先有后。”

————记者注意到,为了让七大重点群体的钱包鼓起来,各地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出台的具体增收方案不尽相同,差异性比较大。这些差异性表现在哪里呢?比如,关于技能人才的增收,北京市提出,创新技能人才薪酬提升机制,引导企业合理确定技能岗位薪酬水平,薪酬增速可快于其他岗位。甘肃省提出,加大对技能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力度,探索建立企业首席技师制度。四川省提出,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等级设置规定,向上增加等级级次,拓宽技术工人晋升通道。关于新型职业农民,河南省提出,支持职业院校采用“半农半读”“农学交替”等方式开展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实用技术培训,到2020年,全省新型职业农民规模达到100万人以上。广东省提出,支持职业学校办好涉农专业,定向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引导农村青年、返乡农民工、农技推广人员、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和退役军人等加入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苏海南对各地量体裁衣的做法颇为认同,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样做是符合我们党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要求的,因为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承受能力和面临的突出问题也不一样,不能不切合当地的实际简单地照搬照抄。各地的具体政策应该有所不同。

增收初见成效

————国务院发布《意见》已一年有余,七大群体增收的效果怎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42元,实际增长7.5%,比人均GDP增速快了1.2个百分点。

此外,数据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已经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17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高于城镇居民0.4和0.9个百分点。“这个成绩单是各地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两同步’原则,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增长速度同步、劳动者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以及包括重点群体增收等一系列政策所达成的结果。2017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发展以及在国内外申请专利数量明显增加等,都显示了整体经济发展比原来预想的好很多。”苏海南说。当然,居民持续增收的背后,除了重点群体的增收激励计划陆续出台,还有一揽子促“民富”政策的密集出台,以及地方加快落实相关政策。

————比如,2017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数量大幅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已有上海、浙江、天津、北京等22个省市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海、深圳、浙江、天津、北京等五地月最低工资标准迈入2000元大关。此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箭在弦上。据记者了解,发改委在2017年下半年组织召开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明确了未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重点是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将通过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兜底保障水平,并且完善低收入群体精准识别和帮扶机制。显然,接下来,低收入群体增收将成未来收入分配改革重点。

————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解释,“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是低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强调低收入群体,说明其他六大群体的增收已经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因此到了2017年第四季度,国家把收入分配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低收入群体上。这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解决好‘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一致的。”“当前突出的不平衡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收入的不平衡。接下来,如何把低收入群体带动起来,让他们也能更好地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减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收入、财产分配的不平衡,日益成为当前和今后更加突出的任务。”苏海南说。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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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保障民生离不开居民增收。 ————近期,北京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上海也出台了《上海市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实施方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除了这两个直辖市,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陕西、浙江、青海、安徽等20多个省份出台了增收激励计划和方案。显然,这是在落实国务院于2016年10月公布的《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该《意见》提出实施七大群体激励计划,并要求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本地区促进居民增收的具体办法。《意见》出台一年多以来,各地实施的情况和效果如何?2018年,你的收入能增加多少? 增收重点瞄准七类群体 ————北京的这一政策,主要针对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层干部队伍、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等增收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七类群体;提出了技能人才工资增速可高于其他岗位、网络商户从业人员可享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等涉及8个方面27条差别化收入分配激励措施,以此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梳理其他各地的增收方案可以发现,和北京一样,各地均瞄准了这七大重点群体,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激励计划。为什么选择这七类重点群体?“这七大重点群体既是当前的重点也是当前的短板,七类群体代表了劳动者中的大多数和关键少数。技能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代表了广大工农,科研人员代表了创新人才,基层干部队伍代表了各级干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分析说。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这七类重点群体中有引领经济发展主力军的技能人员、科研人员、创业人员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以及新型职业农民,也有基层的公务员和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选择这七大类群体有多种考虑,既有经济上的,也有社会上的,还有政治上的,他们代表了劳动者中的大多数,这一群体选择体现了政策设计的整体性、系统性。 ————记者注意到,一些群体,比如医生和教师并没有纳入激励计划。对此,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政策不可能全覆盖。现在是激活重点群体来带动居民增收。只有让重点群体先增收了,把整个经济发展带动起来了,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通过再分配和自己的辛勤劳动在整个蛋糕做大的过程中分得一杯羹。”虽然这七类重点群体没有做到全覆盖,但涉及到的人口数量已经很庞大。国家发改委原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蒲宇飞曾表示,《意见》提出的激励计划针对的是七大群体,但面向的是广大城乡居民,联通二者的关键就是这七大群体的带动引领能力。从调研情况看,这些群体都具有较强带动能力。从数量看,这七大群体大致覆盖两三亿人口,带动效应发挥后,可能拉动的人数将是数倍。 吉林、黑龙江、山西等省份尚未出台增收方案 ————记者注意到,各地出台增收方案的时间并不一致,有的甚至相差了一年。比如,广东省是在去年1月22日发布实施方案,甘肃省紧随其后,在1月25日发布。也有比较晚发布的省份,如北京直到2017年12月7日才印发。还有至今仍未发布的省份,如吉林、黑龙江、山西等省份。在苏海南看来,各地发布增收方案的时间参差不齐,原因有多个方面。“首先,那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省份,当然好安排;但如果一些省份的经济状况不够好,其工作重心当然是重在经济发展而暂时不是重在生活安排。其次,此次增收政策涉及到各类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各种从业人员,就一些地方来说,要先抓最急迫的,比如保障当地困难群体基本生活的工作量比较大,工作任务重。这种情况下,当然要先做好雪中送炭的工作,再抓锦上添花。可以说,各地面临的主要工作内容不尽相同,出台七个重点群体增收方案自然就有先有后。” ————记者注意到,为了让七大重点群体的钱包鼓起来,各地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出台的具体增收方案不尽相同,差异性比较大。这些差异性表现在哪里呢?比如,关于技能人才的增收,北京市提出,创新技能人才薪酬提升机制,引导企业合理确定技能岗位薪酬水平,薪酬增速可快于其他岗位。甘肃省提出,加大对技能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力度,探索建立企业首席技师制度。四川省提出,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等级设置规定,向上增加等级级次,拓宽技术工人晋升通道。关于新型职业农民,河南省提出,支持职业院校采用“半农半读”“农学交替”等方式开展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实用技术培训,到2020年,全省新型职业农民规模达到100万人以上。广东省提出,支持职业学校办好涉农专业,定向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引导农村青年、返乡农民工、农技推广人员、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和退役军人等加入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苏海南对各地量体裁衣的做法颇为认同,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样做是符合我们党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要求的,因为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承受能力和面临的突出问题也不一样,不能不切合当地的实际简单地照搬照抄。各地的具体政策应该有所不同。 增收初见成效 ————国务院发布《意见》已一年有余,七大群体增收的效果怎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42元,实际增长7.5%,比人均GDP增速快了1.2个百分点。 此外,数据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已经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17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高于城镇居民0.4和0.9个百分点。“这个成绩单是各地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两同步’原则,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增长速度同步、劳动者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以及包括重点群体增收等一系列政策所达成的结果。2017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发展以及在国内外申请专利数量明显增加等,都显示了整体经济发展比原来预想的好很多。”苏海南说。当然,居民持续增收的背后,除了重点群体的增收激励计划陆续出台,还有一揽子促“民富”政策的密集出台,以及地方加快落实相关政策。 ————比如,2017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数量大幅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已有上海、浙江、天津、北京等22个省市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海、深圳、浙江、天津、北京等五地月最低工资标准迈入2000元大关。此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箭在弦上。据记者了解,发改委在2017年下半年组织召开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明确了未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重点是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将通过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兜底保障水平,并且完善低收入群体精准识别和帮扶机制。显然,接下来,低收入群体增收将成未来收入分配改革重点。 ————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解释,“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是低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强调低收入群体,说明其他六大群体的增收已经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因此到了2017年第四季度,国家把收入分配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低收入群体上。这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解决好‘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一致的。”“当前突出的不平衡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收入的不平衡。接下来,如何把低收入群体带动起来,让他们也能更好地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减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收入、财产分配的不平衡,日益成为当前和今后更加突出的任务。”苏海南说。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